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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淀中關村有座“東升大廈”，天氣好的時候，透過大廈高層的落地玻璃窗，你不僅能俯瞰中關村東路的廣場和街景、望見不遠處清華大學的校園和科研院所，還能看到近處寫字樓里鱗次櫛比的高新技術公司。這座建成于21世紀初年的大廈先后云集了眾多創業IT公司，是中關村科技創新之路線性時間歷程的立體化呈現，用小說家秦北的話來說，“儼然中國互聯網圈的地標”。這座“地標”形成了秦北作品的文化空間和時代氛圍，小說開篇，“80后”創業者任大任便站在大廈第十八層的辦公室里，充滿焦灼和期待地眺望遠處的天際，他辭別科研院創辦科技公司制造的首批“中國芯”（“魚翔”系列首款DPS芯片），如今正面臨上市、量產的希望與難題。

《中關村東路》是秦北長篇小說《歸心》的延續，這一系列作品立意記錄全球化時代中國芯片制造行業的關鍵時刻。小說對全球信息技術與資本流動過程中社會問題的關切，對個人、民族與家國之間共振的現實主義呈現，在世情蛛網中展演不同階層日常生活的手法等，都不免令人想起中國現代左翼文學源頭處的《子夜》。

1932年底，在《子夜》出版前夕，茅盾回顧從事文學創作初衷時寫道，“我所能自信的，只有兩點：一、未嘗敢‘粗制濫造’；二、未嘗為要創作而創作，——換言之，未嘗敢忘記了文學的社會的意義。這是我五年來一貫的態度……現在已經不是把小說當作消遣品的時代了。因而一個做小說的人不但須有廣博的生活經驗，亦必須有一個訓練過的頭腦能夠分析那復雜的社會現象，尤其是我們這轉變中的社會……而社會對于我們的作家的迫切要求，也就是那社會現象的正確而有為的反映！”（《我的回顧》）瞿秋白曾在1933年3月《申報·自由談》欄目中撰寫《〈子夜〉和國貨年》，贊譽這部作品是“中國第一部寫實主義的成功的長篇小說”?！蹲右埂返某晒χ幰徊糠衷谟谒茉炝恕皡巧p甫”，這個被作家稱為“二十世紀機械工業時代的英雄、騎士和王子”的人物形象，寄托著作品展開宏闊社會分析的詩性余裕，同時也成為作家對歷史理性辯證思考的落腳點。

秦北的創作沿著前輩的道路，懷揣文學社會學的抱負，他的小說嘗試分析國際市場上中國芯片制造企業的篳路藍縷和行業所面臨的困境，而聯結他作品文學性和社會性的樞紐同樣也是“人物”。上世紀三十年代都市上海遠景中的吳蓀甫，有著發展民族工業的雄心大略，他希望國貨能“走遍全中國窮鄉僻壤”；在新世紀中關村近景中的任大任也立志在信息技術革命時代，讓本土的芯片品牌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擁有一席之地。不過相較于前輩創業未半便湮沒于歷史結構的遭際，任大任當下面臨的阻礙和他對未來的期待似乎樂觀了許多，這自然不在于人物個人事業規模的高下，也不全然在于工業革命和信息技術革命所制造的環境之別，或是他們身處鄉土中國現代轉型階段矛盾的差異性，更多在于不同時代、不同代際的作家對個體價值與歷史理性的感受之別。

秦北與他故事的主人公是同代人，他們的歷史坐標是“改革開放”，在人物的塑造里，可以鮮明讀出一個敞開的世界，及其所孕生的個體詩學。任大任從清華大學畢業，一路走來經歷了研究員到企業家身份的轉變，經歷了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就想搞科研”，到“學會交朋友，交更多的朋友”行為方式的轉變，這份走出“舒適區”自我挑戰的勇氣，一方面來自于他成長時代銳意進取的精神氛圍和歷史抉擇，另一方面則關乎人物個人情感的安頓，在每個躊躇滿志或困乏艱難的時刻，多情的個體想象不僅托舉著人物的信念，也讓故事的言說在“大敘事”的縫隙間緩緩游動。同仁們“加速產業化”“到市場上沖鋒陷陣、敢打敢拼”的宣言，連接著任大任每天順手帶上樓的那杯本土品牌咖啡；“旺盛的心火”總是能“被家鄉的海水熄滅”，“奶奶親手給他縫的那雙‘千層底兒’”，讓他制造芯片產業的雄心接著“地氣兒”；對個人家庭的珍重與對國家事業的熱忱難分彼此；童年的記憶則一再慰藉他走投無路時的頹喪，提醒著讀者和主人公果敢作為的純粹初衷。

于是，任大任即便“放下了研究所里安穩的工作和項目”，在時代的整體氛圍里仍能擁有一個“安穩”的精神狀態，他有胸襟、有氣度、仁義理智、性情溫和；盡管遭遇了盟友的背棄，但仍舊相信真誠的價值；即便在事業的開拓中遭遇困頓，但跟作品中奮進著的每一個人相似，都積極信任一個勇往直前的未來?？梢哉f，中關村里的任大任是信息技術時代的騎士，這個人物是“改革開放”精神的生動演繹，合乎多元全球化路徑的歷史期待。而作家讓他的主人公在歷史的張力中做出勇敢的選擇，并以個體情感抵達歷史的道德，又是文學對歷史之“人”的尊重，這本身就是一代人對歷史理性最深切的感知和行動。